1970年，湖南一座农场里，一名沉默多年的犯人突然找到管理人员，承认自己曾参与杀害杨开慧。这个消息很快形成材料，送到北京。那份迟到了40年的供述，揭开了1930年识字岭刑场上一段少有人知的经过。 1930年10月24日，长沙板仓，杨开慧为了给儿子毛岸英过生日，冒险回到家中。她已经被湖南军阀何健悬赏搜捕，平日只能藏身乡间。没想到，乔装成商人的特务盯上了她。 当晚，六十多名特务包围住所。杨开慧、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一同被捕。那时的长沙，白色恐怖十分严重，杨开慧的身份又格外敏感，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员，还是毛泽东的妻子。 何健没有立即下令处死她。社会各界曾设法营救，章士钊等人也为此奔走。对何健而言，直接杀害杨开慧可能引发舆论压力，于是有人提出一个条件：只要她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，便可以放人。 这条路，杨开慧没有走。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，面对威逼，她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做过对不起丈夫、对不起党的事情。她清楚，一纸声明看似能够换来生路，实际却是敌人借她的身份打击革命力量。生死关头，她没有把个人安危摆在最前面。 1930年11月14日，长沙识字岭，杨开慧被押往刑场。主行刑官为晏国务，副手包括姚楚忠，执行枪决的是帅保云。现场留下的记录并不完整，关于她究竟遭受了哪些刑讯，也存在互相矛盾的说法，不能把未经核实的细节当成定论。 但姚楚忠后来交代的情况，改变了这段历史的叙述。按照他的供述，帅保云开枪后，杨开慧并未立即断气。几名特务离开刑场，甚至到饭馆吃饭，途中才有人赶来报告，说杨开慧仍有一口气。 “人还没有死。”士兵的报告，让他们重新返回刑场。 随后，姚楚忠等人奉命再次向杨开慧开枪。也就是说，第一次射击并没有结束她的生命，真正致命的过程发生在特务再次返回之后。这个细节被隐瞒了许多年，直到参与者晚年交代，才进入有关部门的调查材料。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时，时间已有争议，有说在1930年年底，也有说在1931年初。由于交通阻隔和敌人的严密封锁，井冈山及中央苏区与长沙之间联络困难，杨开慧此前写给毛泽东的信，也未能顺利送达。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妻子牺牲，悲痛异常。他写信给杨开智时，用“百身莫赎”表达悔恨。多年以后，这种痛苦仍未真正消失。1946年，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，毛泽东抱病前往迎接，见面后问的并不是旅途情况，而是母亲临终前留下了什么话。 毛岸英转述说，母亲没有做对不起毛泽东、对不起党的事情，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够带领革命取得胜利。这个场景后来被许多人提及，但具体措辞主要来自回忆材料，细节仍应以可靠档案相互印证。 有意思的是，杨开慧牺牲后，何健并没有因此获得长久的政治优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逐渐失去实权；1949年后逃往台湾，1956年病逝于台北。直接参与行刑的人员，有的死于战乱，有的隐姓埋名，姚楚忠则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改造。 1970年前后，姚楚忠自述当年经过，引起有关方面重视。1974年，法院依法审理此案，姚楚忠被判处死刑。至此，杨开慧在刑场上“第一次中枪后尚未断气”的说法，才有了来自当事人口述的依据。不过，口供形成于多年之后，仍需与档案、证词和当时记录彼此参照，不能把所有细枝末节都视为毫无疑问。 杨开慧牺牲时年仅29岁，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，也留下了写给毛泽东却未能寄出的文字。1930年12月，毛泽东写下《蝶恋花·向板仓》，其中“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”，不是泛泛的悼亡之语，而是一个人在消息阻隔、真相不明的岁月里，对亡妻长期难以排遣的哀痛。 特别
